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強調，必須實現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發展，對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加全面、更加明確、更加具體的要求，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全面深刻準確領會《決議》的精神實質，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及其各個環節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央決策部署的具體體現，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根本路徑，是一場關系經濟社會全局的深刻變革，必須積極主動務實地做好高質量發展這篇大文章。 　　

　　一、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治理體系現代化是一種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通過協商、對話和互動，達成管理日常事務、調控資源、履行權利的行動共識以緩解沖突或整合利益、實現公共目標、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結構、過程、關系、程序和規則的體系性活動。在我國，國家治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復興為根本目標，以行政、立法、司法等公共權力機構為主體，充分發揮多種社會團體和階層的積極作用，相機選擇和綜合運用政治、行政、法律和市場等多重手段，從而形成能夠有效回應社會公共需求的制度體系、能力和過程。從滿足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來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針對一度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不公、違法不究等問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專題研究全面依法治國問題，統籌推進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決議》明確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因此，在新的歷史階段，仍然需要進一步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善保護產權、維護契約、交換平等、競爭公平、監管有效的市場機制，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經濟主體的行為，激勵企業扎實做好技術創新、提高供給質量、降低經濟成本、提高競爭力。 

　　二是推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宏觀經濟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在我國，政府主要承擔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了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的目標和任務。在新的歷史階段，推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建設，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國家發展規劃戰略的科學性，優化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目標、加強合理分工、提高協同效率，做好宏觀經濟政策的跨周期設計和逆周期調節，提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精準性及兩者的協調性，加強就業、產業、環保、區域等政策的緊密配合程度，進而在頂層設計層面保障高質量發展。 

　　三是努力探索高質量發展規律和模式，不斷豐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高質量發展是把握發展規律、從實踐認識到再實踐再認識的重大理論創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在倍加珍惜、長期堅持的同時，還要在新時代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總結好中國的經濟理論，講好中國的故事，進而到實踐中去，指導經濟更高質量、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發展，不斷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 　　

　　二、 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破解高質量發展中的難題 

　　一是著力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奮斗積累了寶貴經驗，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經濟建設和經濟工作的重要原則。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必須做好國內實體經濟、產業、金融、貿易等以及相互之間的大循環，努力推進國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堅持并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二是推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協調發展。要加快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通過鼓勵創新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優勝劣汰；支持有核心技術并不斷引領創新的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從而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促進有核心技術并不斷結合社會需求進行高質量創新的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成長。通過促進兩類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激勵兩類企業自主創新，進而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提升供給質量，不斷提升人民福祉。 

　　三是促進城鄉協調發展。要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促進城鄉教育公平和提高城鄉教育質量；引導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資源下沉，健全遍及城鄉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進一步改善城鄉居民住房條件。 

　　四是促進區域平衡協調充分發展。《決議》明確指出，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高標準高質量建設雄安新區，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動東北振興取得新突破，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改善生產生活條件。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和區域內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五是促進實體經濟、實體產業與金融體系平衡協調充分發展。在現代經濟金融體系下，必須促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數量均衡、結構均衡、融合發展；提升金融體系對高質量項目的篩選能力、風險管理能力、抗擊風險的韌性，從而更準確、更高效地服務于高質量經濟發展；同時，要強化對涉及政策性支持、制度性扶持的實體企業規范經營的監測，控制其利用便利的金融資源“脫實向虛”；在健全金融風險防范法律法規、提高公眾投資者風險意識和金融知識水平的基礎上，發展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市場，為企業生產投資和研發投資方面的資金需求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發揮商業銀行和市場各自的風險管理優勢。  

　　三、 全面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支撐 

　　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創新對中國來說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實現科技創新，需要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有效需求，不斷提高產品、服務、創新質量。一是在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層面建立科技創新激勵機制、經費管理機制、評價機制，切實落實“揭榜掛帥”、科研經費“包干制”等機制。二是財政要根據企業創新技術水平和研發投資行為，有重點地增加對創新密度較大企業的技術創新投資支出，提高創新速度和技術水平；同時，根據企業創新行為、技術投資率水平和階段性創新成果進行階段性扶助，減少創新前期投入、加大創新項目質量驗收力度和研發成功后的激勵。三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促進實體經濟與金融協調發展，實現“科技—產業—金融”的高水平循環。四是堅持“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的方針，打造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使之成為推動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樞紐。五是適應數字化趨勢，發展數字經濟，推動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綠色經濟是經濟高質量持續發展的必然形式和普遍形態。《決議》明確指出：“在碳達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實現我國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穩步推進綠色經濟轉型，一是要完善綠色低碳政策和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激勵約束作用。二是要有序落實碳達峰碳中和舉措，加強全國統籌，完善能耗控制機制，通過市場競爭推動淘汰落后產能。三是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在科學考察和嚴密論證的基礎上，加速新能源產業發展，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空間格局。四是加大對環境與氣候治理研發的支持，對存量性環保生產問題進行化解，有序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五是深度參與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