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五期。

摘  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關系發展和安全。在剖析金融支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邏輯機理的基礎上，從系統循環的視角討論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的思想根源；解構金融改革如何以制度創新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緩解融資約束、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刻畫如何統籌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以恰當的政府干預與制度約束阻遏宏觀金融內生不穩定狀態、抑制漸進性改革進程中的結構性套利機會，以內外兼顧、激勵相容的“大禹改進”策略設計，構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金融安全屏障，為理解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經驗與啟示。

作者何德旭，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北京100006）；張雪蘭，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武漢430073）。

 

　　黨的二十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了全面擘畫。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關系發展和安全”。在全球金融資本加速滲透政治經濟領域、虛擬經濟快速發展沖擊資金配置機制的背景下，金融體系如何有效應對資本高速流動與擴張對經濟社會結構的沖擊，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實踐。實踐生成于特定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情境與視域。中國金融問題長期以來被放在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二元關系中加以探討，且基于歐美故事的“主流金融學”的解釋力正在逐漸減弱。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實踐形態，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行經驗提煉與理論抽象，能夠為豐富和發展人類探索現代化道路作出一般性貢獻，這就使得立足于金融學話語體系，刻畫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邏輯和理論內涵具有極為重要的研究意義。

　　本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金融如何在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的嚴重的金融抑制下，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調整增長并保持了基本金融穩定？其背后隱含了怎樣的指導思想？這一指導思想有著怎樣的方法論和學理支撐？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面對前進道路上不平衡不充分的結構性挑戰以及百年變局下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義興起、全球主要經濟體增長陷入長期停滯帶來的巨大外部壓力，疊加地緣政治博弈中金融工具日益“武器化”，以及中國金融體系因微觀機制和融資渠道的缺陷所致的金融資源錯配，中國金融改革如何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促進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并筑牢金融安全屏障？中國進行了怎樣的制度和策略設計，確保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基本金融穩定和安全？上述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內涵，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邏輯。基于此，本文試圖從金融角度，理解和闡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通過深入探討金融與發展、金融與改革、金融與安全的內在邏輯，明晰認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有價值及其一般性貢獻。上述工作不僅構成了我們當下認知和剖析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基礎，也可以為新發展階段乃至更長遠的將來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經驗和啟示。

　　一、金融與發展：厚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物質基礎

　　規模巨大的人口要實現全體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離不開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必須以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支撐。金融基于何種邏輯影響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是有待于進一步厘清的重要理論命題。

　　（一）金融支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邏輯機理

　　自熊彼特提出運作良好的銀行通過識別和資助企業家來刺激技術創新、加速資本積累，是提升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等論斷以來，學界積累了大量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文獻。其中，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是：金融發展降低了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能夠改善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對中國式現代化諸要素的推動作用，已獲得相當多的文獻支撐——金融在不確定的環境中促進資源跨時空分配的功能，及其作為產業增長與產業結構轉型“催化劑”的角色，有助于有效應對人口規模巨大帶來的挑戰與機遇；金融能在夯實共同富裕物質基礎的同時，以其對風險的有效管理及減少隨機性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文化作為精神文明的土壤，無所不在地滲透于各項金融活動，而金融也往往與國家及意識形態工程相關聯，始終與文化同頻共振，故而有助于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綠色金融能夠通過支持可持續發展行業、優化資源配置、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節能環保領域的技術創新以及幫助企業控制環境風險等途徑促進綠色發展，有助于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金融在推動世界和平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全球資本市場的力量早已能夠影響政府決策，全球金融體系的運作邏輯本身也已成為經濟政策的規則。

　　（二）秉持金融經濟共生共榮理念是發揮金融積極作用的前提

　　金融支持中國式現代化的積極作用，建立于 “好金融”的基礎之上，而非提高金融中介成本、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壞金融”， 后者通常表現為資金脫實向虛和實體經濟金融化，其后果一如亞當·斯密對于一國工商業過度金融化的警示——“當他們這樣或者如以前一樣‘依賴紙幣做成的代達羅斯翅膀’的時候，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安全無憂的。” “好金融”與“壞金融”的思想根源差異，就在于是否秉持了“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理念。這一理念事實上也映照了中國金融改革的三個困惑：既然已經決定進行市場化改革，為什么政府還要對金融體系實施如此普遍的干預？既然政府持續而普遍地對金融體系實施干預，為什么中國還能夠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并保持基本金融穩定？既然中國金融體系幫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為什么近年來“金融不支持實體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對前兩個問題的回答，正是“中國歷來重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強調金融產品、金融服務和金融市場應與實體經濟密切相關”。正是因為政府深諳“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采取獨具中國特色的金融資源跨時配置， 在金融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通過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從而達到既防止金融抑制的危害又能促使金融部門主動規避風險。第三個問題，則是金融部門未能充分貫徹落實“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理念的結果，解決這一問題已使得避免脫實向虛、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成為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工作。理念的誤區不可避免地帶來認知和行為的偏差，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對金融部門建模不足，致使難以預測金融風險，正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錯誤之一。走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道路，無疑需要秉持“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的理念，切實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唯其如此，才能有效發揮金融發展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積極推動作用。

　　（三）從系統循環的視角理解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

　　正確認識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就是要堅持系統觀點，將經濟—金融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經由對整體及其構成部分相互作用過程的透視來把握經濟過程與金融過程、經濟變量與金融變量之間的聯系，審視資本驅動下的金融和經濟可能造成的扭曲和失衡的原因和機理，把握實體經濟同金融良性循環的邏輯及實現路徑。

　　資本通過金融體系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以如下方式參與產業資本循環：（1）金融利用期限轉換、信用轉換等方式實現資本跨時空配置，引導實體經濟資源優化配置；（2）金融發揮其價值實現的交換功能，作用于流通過程，維護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空間并存性和時間繼起性，有助于生產、分工和交換的不斷擴大；（3）金融發揮其基于規模經濟和專業技術的信息揭示和甄別優勢，通過激勵相容機制來實現風險緩釋和流動性不匹配的轉移，降低實體企業風險承擔，提高實體經濟風險防控和化解能力。金融與實體經濟相互作用、相互強化，并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實現良性循環。

　　值得重視的是，金融與實體經濟的互動在繁榮與蕭條時期存在不對稱性：繁榮時期的經濟很大程度上可視同在無摩擦金融市場中運行；但蕭條時期則不然，金融摩擦會加劇負面擾動、放大沖擊對經濟衰退的影響。金融市場摩擦內生化的常見方法是引入借貸雙方間的委托代理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理性的貸款人會對貸款施加諸如貸款限額、抵押擔保及破產選擇權等要求，從而使得外部融資成本高于內部融資成本，即“外部融資溢價”。借款人資產負債表惡化會推高外部融資溢價，減少借貸、消費和經濟活動，在金融加速器和信貸周期的推動下，外部融資溢價不斷上升導致借款人被迫大幅削減支出，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歷史和國際經驗充分表明，在嚴重金融危機之后往往會發生長期而大幅的衰退，而大衰退又在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金融和信貸市場紊亂，后者可分為兩類：一是投資人對金融機構和證券化貸款的信心喪失，由此引發的金融恐慌收緊了信貸供給，即“金融脆弱性”觀點；二是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導致去杠桿化和居民支出縮減，即伯南克所稱之“資產負債表渠道”。金融與實體經濟無法實現良性循環的后果由此可見一斑。

　　秉持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理念，方可有效遏制資本逐利的內在本性，避免 “脫實向虛”對高質量發展的侵蝕。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進程及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金融交易突破地域和時空限制，金融資本的流動性和便利性大大提高，金融市場交易成本下降、效率提高，金融市場與社會脫嵌的趨勢日益明顯，經濟金融化的趨勢不斷增強，對經濟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在當下這個被薩米爾·阿明定性為“普遍壟斷”的時代，壟斷資本“不僅沒有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力，反而成為一個寄生實體，本質上具有食利和投機功能”。“作為資本主義新形式的平臺經濟”“贏者通吃”，在威脅傳統企業發展的同時，導致勞動“優步化”、公共政策“硅谷化”。無序擴張的資本不斷地將自然資源、藥品、教育等關系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資源商品化、金融化，并從對這些資源的排他性占有中獲取壟斷利潤，嚴重地侵害了公眾利益和社會福利。

　　盡管資本內在矛盾所引發的生產過剩等消極影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消除，但資本的逐利本性和消極作用依然是客觀存在。放任資本逐利，任由資本無序擴張，必將嚴重破壞產業生態，侵蝕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基礎。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有其必要性：一方面，要筑牢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防火墻”，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遏制資本無序擴張；另一方面，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有序發展，依法維護公平競爭，堅決反對壟斷，充分發揮資本在金融活動中的積極作用。唯有秉持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理念，才能做到始終如一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放在第一位，擺正金融工作位置，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

　　二、金融與改革：激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動力源泉

　　2019年2月，針對新形勢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亟待提升的嚴峻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完善金融體系制度建設，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適應創新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二是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完善金融市場基礎性制度。三是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結構，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以良性競爭促進金融產品體系優化及金融服務質量提升。四是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的產業體系、市場體系、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等提供精準金融服務，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不斷增強金融供給對金融需求的響應能力。如圖所示，上述舉措，旨在緩解融資約束、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其核心正是通過制度創新減少金融摩擦，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穩定經濟主體對未來的預期，避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主義行為，充分發揮金融業對協調重大經濟結構、優化生產力布局、提高人民生活福祉、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作用，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一）以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緩解融資約束

　　融資約束是指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企業外源融資成本增大而無法在最優水平下進行投資。融資約束抑制企業的投資與研發創新，影響再生產要素的積累而阻礙經濟增長；反之，融資約束降低使得高生產率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外部融資，信貸配置效率提高又弱化了企業投資對總體經濟環境的依賴，使得企業的投資和勞動雇傭對基本面沖擊的敏感程度變弱，宏觀經濟波動率下降。因而，融資約束的緩解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金融產品的本質是一種契約，且契約的結構依賴于法律體系、社會習慣和交換中資產標的物的技術特性。金融基礎設施和制度越完備，則訂立契約的不確定性越小，有限理性的個人在復雜環境中的行為大為簡化，交易費用的不斷節約意味著經濟效率的上升。通過制度創新完善金融體系結構、金融基礎設施、金融市場結構，可有效減少金融摩擦、減輕融資約束，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其一，根據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結構理論，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金融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更為重要。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由吸收模仿轉向自主創新的過程中，金融結構需要實現從“銀行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無疑有助于優化金融結構體系，打破企業以銀行融資為主要渠道的現狀，增加長期資金供給，緩解融資約束。其二，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會減緩信息不對稱及因此所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金融契約執行成本下降，企業違約風險、違約損失及企業違約時承擔的審計、清算等監督成本所構成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帶來金融產品定價水平的下降，繼而減少了企業的融資成本；與此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程度的下降，金融機構可有效減少對抵押品的依賴，而不必過度將金融資源配置于第二產業，有助于推動第三產業及創業創新企業的發展。其三，優化金融市場結構，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降低進入壁壘、健全退出機制，促進良性競爭，可有效緩解融資約束。產業組織理論的市場力量假說認為，在集中度更低的市場中，大型金融機構難以利用其壟斷地位、信息優勢及隱性的政府擔保，通過共謀對貸款定以高價，也難以運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競爭，更為充分的良性競爭可增加企業再融資決策所需的信息分享，促使金融機構放寬抵押物等融資條件，從而有助于減少信貸配給、順暢企業信貸通路，促進資本積累和產業成長。其四，建設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支持服務體系，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產品，有助于更好地滿足不同類型市場主體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及不同情境下的融資需求，匹配不同類型金融服務提供者基于不同的風險收益偏好設計的金融產品供給，從而更為有效地緩解融資約束。

　　（二）以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資源配置

　　通過制度創新完善金融體系結構、金融基礎設施、金融市場結構，可有效減少金融摩擦、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一，擴大直接融資，可顯著提高股權融資比重。研究證明，金融市場上的股權融資方式更適合為技術創新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股權投資者按持股比例分享企業創新的潛在高額回報，投資者被激勵入股并幫助企業分擔創新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創新需要長期而持續的研發資金投入，股權融資的長期性和流動性機制有利于企業從事具有一定風險的技術開發與產品研制，實現技術創新向市場價值的轉化。銀行則缺乏對企業創新提供資金支持的激勵，這是因為創新企業往往缺乏可抵押的資產，即便企業研發成功，銀行也只能獲得固定利息，與自身承擔的風險不匹配，故而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模式難以形成風險共擔、風險共享的市場化融資機制。從實踐來看，金融市場尤其是股權市場在支持根本性、顛覆式的創新方面更有優勢，而信貸市場在支持漸進性的技術改良方面更有優勢。創新早期，來源于資本市場的金融契約與創新活動有更高的契合度，即，允許短期內試錯和包容失敗，長期內又給予成功高額的回報；當創新獲得市場認可之后，其擴散就需要與銀行信用相對應的生產資本的投入，在金融資源的推動下，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得以生成，主干創新衍生出諸多次級創新，從而帶來產業的繁榮和財富的積累。隨著經濟增長模式由“要素投入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提高股權融資比重無疑更有利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其二，完善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有助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錯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而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有助于推動要素價格市場化、有效提升金融契約效率。因而，要緩解資源錯配，首先要從完善征信機制、監管法規、會計審計制度及提高司法執行效率等方面推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伴隨著金融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金融市場能夠通過價格信號、信息披露和收購威脅提供更有效的信息，同時將信息有效地傳遞給投資者。作為企業的間接融資渠道，金融機構由于信息不對稱及交易成本的下降，在增大信貸融資可得性的同時，貸款管理流程更為透明高效，從而倒逼企業提高經營管理質量與資源利用效率；作為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金融市場要求上市企業披露信息，其本質是對企業的動態監督，實現對企業信息的有效揭示，并顯著降低投資者獲取信息的成本，這將有助于提升企業創新效率和創新能力。其三，金融市場結構的改善，良性競爭的有效推進，有助于金融資源從低效率部門轉移至高效率部門，繼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競爭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應有之義。大力發展中小型銀行、優化銀行業結構有助于改善金融資源配置扭曲，而伴隨著直接融資的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參與主體之間的競爭促使更多的金融資源流向以科技、知識、技術、數據等要素為核心的新經濟產業，從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其四，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為把有限的金融資源高效配置到符合長遠發展的關鍵領域、關鍵產業以及薄弱行業，使資金更多流向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更多流向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金融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條件、夯實了供給基礎。

　　（三）以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金融風險

　　歷次金融危機一再表明，當金融體系摩擦劇烈增加時，就會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金融體系將無法為良好的投資機會提供有效融資渠道，最終會使經濟體經歷嚴重的衰退。金融加速器理論就認為，金融摩擦越大，沖擊的乘數效應就越強，即使一個微小的沖擊，經過金融市場傳導后也會導致經濟的劇烈波動。經濟繁榮期過度負債形成的金融脆弱性、信貸周期的靜態和動態乘數效應、外部融資溢價與金融摩擦間的非線性函數關系以及預期通過金融渠道的自我實現等，都有可能形成沖擊的放大機制，繼而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危及金融穩定。

　　完善金融體系結構、金融基礎設施、金融市場結構，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一，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大力發展金融市場，運用金融市場的風險分散機制為投資者提供大量、多樣化的金融資產和衍生金融工具，投資者可根據自身的風險偏好進行風險互換、管理投資組合。盡管這樣并不能從總體上消除風險，但能夠實現風險在不同風險承受能力投資者之間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在支持創新方面，金融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樞紐，既能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又能為規避化解創新風險提供金融工具和制度安排。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深度發展，也有助于降低溢出風險。其二，金融產品生產和交易過程中涉及遠比其他行業更為密集和復雜的契約安排，在市場交易中更容易出現“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問題，而諸如信用基礎設施、司法體系、信息披露、監管機制、支付清算、會計審計等市場基礎制度，尤其是與投資者保護相關的制度安排，是維護契約良好執行、提振投資人信心和交易意愿、防范化解風險的基礎。其三，實踐表明，市場約束效能的充分發揮主要依托良性的競爭環境。優化金融市場結構和競爭制度，培育良性競爭環境，維護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平臺，既可有效地平衡金融創新、經濟效率和可持續增長的關系，更可有效緩解“大而不倒”的道德風險以及大型金融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的系統關聯性所放大的負面沖擊，遏制系統性風險和親周期效應，保障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其四，根據馬科維茨的投資組合理論，通過資產配置的方法進行投資，可有效降低風險、確保穩健收益。建設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支持服務體系，極大地豐富金融產品供給，為運用各種金融工具和分析方法，對市場趨勢進行合理分析和判斷，結合投資偏好，合理有效地配置投資資產，規避投資風險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助于從微觀層面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三、金融與安全：筑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堅實保障

　　（一）系統思維：統籌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

　　統籌施策，本質上是以系統的思維考慮問題。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是金融改革的“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根據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金融發展不當可能導致金融安全問題。從企業層面來看，過往投資所帶來的利潤和現金流會促使投資者繼續擴大投資，故而會通過增加債務融資來追逐更多的利潤，債務的累積和杠桿率的上升又需要未來更多的利潤和現金流來償付；從家庭層面來看，家庭負債結構的變化同樣會影響金融機構資產結構的變化，經濟繁榮時期，家庭負債率的上升，會提高經濟下行期金融中介不良資產產生概率，滋生金融不穩定性。好的金融發展通過優化金融結構、增加金融服務覆蓋面、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優化金融結構，使之與經濟結構發展相適應，有助于夯實金融安全的經濟根基，而金融結構失衡則會影響實體經濟的健康運行，后者又勢必影響金融安全；推行普惠金融，加大金融服務覆蓋面可以成為實現強勁包容性增長的有力推動因素，且普惠金融可以增強國內資本基礎，從而減少對外國資本流動的依賴，并降低外部沖擊的風險；對金融服務用戶的有效保護則可以增強整體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引導社會資本有序流向實體產業，讓實體經濟筋骨強健，能提升經濟體系抗風險能力。

　　另一方面，從金融安全到金融發展也存在反饋效應。金融體系處于一定范圍內的安全狀態，意味著其可以有效應對內生或由于重大不利和不可預見事件導致的金融失衡，并主要通過自我糾正機制來吸收沖擊，防止不利事件對實體經濟或其他金融體系產生破壞性影響。因而，金融安全有助于更有效地配置資源、評估和管理金融風險、維持接近經濟自然率的就業水平，并消除影響貨幣穩定或就業水平的實物或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變動，避免出現流動性短缺，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提供良好環境。而當金融體系處于不安全狀態時，金融機構提供融資的意愿會大幅下降，資產價格過度偏離其內在價值，遏制實體投資增長，繼而抑制生產率提高。極端的金融不安全可能導致銀行擠兌、惡性通貨膨脹或股市崩盤，甚至嚴重動搖人們對金融和經濟體系的信心，從而嚴重損害金融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項對180個國家28年間（1984—2011）金融穩定與金融發展關系的研究表明，銀行危機嚴重影響金融發展。

　　統籌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要堅持以金融發展的績效為維持金融安全狀態提供保障、為提升金融安全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堅持以金融安全保金融發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為金融發展創造安全的國內外環境。既要防止過度追求金融發展，侵蝕金融安全基礎，又要防止過度追求金融安全而形成對金融發展的抑制，繼而削弱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

　　（二）制度保障：恰當的政府干預與制度約束

　　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于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不可或缺。

　　其一，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是阻遏宏觀金融內生不穩定狀態的必要制度安排。經濟運行的市場過程在產生內生經濟周期軌跡的同時，也導致了內在宏觀不穩定性的出現，最終帶來債務通縮乃至經濟蕭條，因而需要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通過中斷內生過程，并以非市場決定的數值作為“初始條件”而再次啟動經濟過程，從而改變金融不穩定的表現和周期的形狀。但正如明斯基所指出的，相關的制度安排具有兩面性，其在促進金融穩定的同時同樣可能助長不穩定性。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政府干預可能會產生政府債務與財政赤字，若是政府債務超過一定規模，便會損害政府產生凈現金流的能力及政府信用；另一方面，金融監管干預為金融體系提供的再融資以及對潛在損失的社會化（如救助政策）會造成道德風險，從而成為金融不穩定的誘導性力量。此時，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的價值取向和駕馭能力至為關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發展經歷過多次重大風險考驗，之所以沒有發生全面的金融危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堅持底線思維，堅持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著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當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苗頭時，監管部門能夠通過高效的金融控制阻遏金融風險的傳染，從而極大地降低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各級領導干部駕馭金融工作能力不斷增強。黨中央明確要求健全地方黨政主要領導負責的重大財政金融風險處置機制，中央金融管理部門要依照法定職責承擔監管主體責任，派出機構要自覺服從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積極發揮專業優勢和履行行業管理職責，與地方黨委政府密切配合、協同發力，金融風險防范化解成效顯著。許多學者將中國作為成功抵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典型、肯定國家權力在控制金融危機方面的重要作用，正是對金融安全的中國道路的肯定。

　　其二，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是抑制漸進式改革進程中結構性套利機會的必要前提。從金融學套利機會與定價體系的原理出發，這一必然性源于金融問題的全局性與中國漸進式改革局部性之間的矛盾。結構性套利機會的存在，等同于金融資產定價機制的缺失或扭曲，使得資產價格對風險不敏感，從而引發更多的套利行為，導致金融創新偏向跨界和跨境的套利，成為中國金融系統大幅波動的主要原因；源于資金的低成本快速流動與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紐帶作用的金融問題全局性，疊加融資市場的割裂和無序管理，則進一步經由金融網絡加大了金融危機發生概率。而長期存在套利機會，也會加大金融體系的杠桿，并且使得各類不在監管視野內的“影子銀行”迅速擴張，進一步增大金融體系的波動性。因而，有效抑制漸進性改革的結構性套利機會，是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提升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質效的關鍵。這就需要依靠金融體系外部的力量，最主要的是加強恰當的政府干預與制度約束，唯其如此，方能從全局著眼，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切實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在堅持市場化取向、穩步推進金融改革發展的同時，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起到了舉旗定向、穩定大局的關鍵作用，有效地遏制了破壞金融生態、滋生金融風險的套利及腐敗行為，而干預不足、干預不當則不可避免地陷入亂象叢生、風險積聚的困境。

　　（三）內外兼顧、激勵相容的金融安全策略

　　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地緣政治博弈中金融工具“武器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內外因素錯綜交織，金融安全與國家安全的界限日益模糊。中國崛起、“修昔底德陷阱”導致資本主義國家冷戰思維日趨嚴重，維護中國金融安全，既要面對由外部經濟金融環境疊加政治生態環境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又要面對由經濟體系內部生發的不確定性事件導致的金融發展不確定性和風險。

　　一是內外兼顧。于內，中國金融體系存在的內在脆弱性和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不容忽視。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金融體系累積了大量風險，而金融業新一輪對外開放，不同風險的交叉、疊加、共振和傳染都可能引發金融脆弱性風險。為有效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在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負責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處置和維護金融穩定重大政策的同時，我國采取了堅持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行為監管兩手抓、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策略，微觀行為監管注重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優化股權結構，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強化風險內控機制建設，加強外部市場約束；宏觀審慎管理則以“宏觀、逆周期、防傳染”的視角，從時間和結構兩個維度，在采用逆周期調節工具平滑金融體系順周期波動的同時，以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為重點，強化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完善金融風險化解相關主體約束機制，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發揮金融穩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險制度和行業保障基金在風險處置中的作用，提升監管科技水平，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跨機構、跨市場、跨部門和跨境傳染。然而，盡管具有“時變”特征的逆周期調節宏觀審慎管理可以有效“熨平”短期波動，倘若調節力度過強，卻可能刺激經濟泡沫、導致金融風險加劇，且頻繁的逆周期調節不利于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甚至會引發產能過剩、杠桿率攀升等內生問題而加劇結構性問題，使得一國經濟增長潛力和活力難以持續。為了克服逆周期調節這一缺陷，我國在充分借鑒西方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關于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論述的基礎上，結合對宏觀審慎政策實踐的深入思考，確立了統籌協調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節的指導思想。跨周期調節與逆周期調節相結合，有利于在平抑短期經濟波動的同時，更好地解決影響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有效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統籌好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實現穩增長防風險長期動態均衡。

　　于外，跨境資本尤其是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具有逐利性、易超調和順周期性等特點，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快進快出極易引發跨境風險甚至金融危機，金融機構通過金融合約關聯和/或持有共同風險敞口所形成的“穩健但脆弱”的金融網絡聯結日益緊密，疊加全球主要經濟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整形成的風險外溢，有可能對我國金融安全形成外部沖擊，因而完善參與全球金融安全治理機制勢在必行。2017年，我國在實踐探索中提出了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框架制度，有效維護外匯市場穩定，促進跨境資金雙向均衡流動，提升了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能力；通過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拓展雙邊清算合作、強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應用、推動人民幣數字貨幣建設、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完善內地資本市場建設等舉措有序降低對美元體系的依賴。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秩序優化治理，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話語權，主張應該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加強在金融監管、國際稅收、反腐敗領域合作，建設穩定、抗風險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組成，加強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聯系，建立金融風險防火墻，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

　　二是激勵相容，為維護全球金融安全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金融三元悖論”認為，金融穩定、獨立的國內金融政策、金融體系的全球化，三者只有二者可以同時存在。這意味著金融全球化對一國金融安全及金融政策有效性的影響不容忽視，監管套利的存在使得國際合作成為必要，唯其如此，方能提高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并遏制其外溢性。金融全球化的一個重大隱患是金融風險的快速傳染從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得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安全既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網所要處理的流動性不足、債務過高等與客觀困難有關的無意安全問題，也包括特定國家通過金融基礎設施武器化沖擊別國穩定或運用制裁手段限制他國金融主體運營等相關的有意安全問題。金融安全的參與主體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體，如何實現激勵相容，維護安全和穩定，構建金融安全共同體，“大禹改進” 是關鍵。亦即，讓來自其他行為體的有意安全威脅能力轉變為防控共同的無意安全威脅的能力。金融領域的有意安全威脅在逆轉威脅意圖之后，各國不僅不再構成彼此的金融安全威脅，而且還能形成共同應對無意金融安全威脅的能力，從而顯著提升整體金融安全水平。

　　中國始終重視共識的達成與制度的建設，倡導各國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呼吁各國加強政策協調，減少負面外溢效應，共同維護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鑒于當下全球金融穩定和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資本流動波動、氣候變化和與大流行病相關的外部沖擊，中國持續加強與全球金融安全網（GFSN）核心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的協作，推動全球和地區金融安全網不斷提升共同應對無意金融安全威脅的能力；開展本幣互換，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推動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加強溝通，避免政策分歧導致市場預期劇烈波動；促成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低收入國家提供優惠貸款的“減貧與增長信托”規模以及設立向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提供長期貸款的“韌性與可持續信托”；參與發起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和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深化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與G20各國共同制定并實施了“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的倡議”，支持最貧困國家應對疫情挑戰。針對全球金融安全網的覆蓋范圍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仍然存在嚴重不平等的現實，中國始終致力于推動金融安全的地區性融資安排（RFAs），積極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進程修正案于2021年3月31日正式生效，將除美元外使用成員國本幣融資制度化，增強了應對外部流動性需求和國際收支困難的緩沖，充分體現了我國為促進全球金融安全合作的“大禹改進”努力與穩定全球金融市場的大國擔當。

　　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因其生成于特定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情境與視域而有其獨有的特殊性，正所謂“理一分殊、月映萬川”，探討中國式現代化在解決世界現代化的普遍性問題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特殊性背后的學理，無疑有助于凝煉現代化道路可資鏡鑒的理論建構，為世界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基于此，本文以金融學視角討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重點從“發展”“改革”“安全”三條關鍵線索考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內涵與邏輯架構。

　　金融發展是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充實物質基礎的主要途徑，“好金融”對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涵蓋的各個構面，即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發揮著積極且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壞金融”則不然。好金融與壞金融的思想根源差異，就在于是否秉持了“金融與經濟共生共榮”理念。這一理念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政府持續而普遍地對金融體系實施干預，中國還能夠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并保持基本金融穩定。金融始終堅持為實體經濟服務，致力于現實實體經濟同金融的良性循環，避免“脫實向虛”和過度金融化，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積累并應一以貫之且可供世界現代化借鑒的寶貴經驗。

　　金融改革是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動力源泉的主要舉措，其實質是通過制度創新減少金融摩擦，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穩定經濟主體對未來的預期，避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主義行為，充分發揮金融業對協調重大經濟結構、優化生產力布局、提高人民生活福祉、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作用，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一作用機理不僅有著深厚的理論支撐，更有著來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經驗證據。中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行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及對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促進，充分證明了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斷激發經濟發展活力于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金融安全是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筑牢安全屏障的重要條件，需要堅持統籌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的系統思維，以恰當的政府干預與制度約束形成制度保障，有效阻遏宏觀金融內生不穩定狀態，抑制漸進性改革進程中的結構性套利機會。在金融安全與國家安全界限日益模糊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質上形成了內外兼顧、激勵相容的金融安全策略安排。為促進全球金融安全合作，中國致力于以“大禹改進”將其他行為體的有意金融安全威脅能力轉變為防控共同的無意金融安全威脅的能力，為以金融力量保障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案。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時期，金融要肩負起更重要的發展、改革與安全保障工作，其工作重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恰當的政府干預和制度約束建構金融安全“防火墻”，強化金融改革政治擔當，重視提高政府部門駕馭金融工作能力，發揮國有金融部門在降低金融風險發生概率方面的積極作用；強化對行政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探索建立一體推進懲治金融腐敗和防控金融風險相關機制。

　　二是牢固樹立金融經濟共生共榮的理念，從系統循環的視角深刻認知金融與實體經濟實現良性循環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之作為制定金融政策、制度和監管規則的指針，避免“脫實向虛”和過度金融化，疏導金融體系流動性精準有效地流向實體經濟，精準滴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切實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奠定厚實的物質基礎。

　　三是持續推進以降低信息不對稱與金融交易成本繼而減少金融摩擦為核心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完善金融市場基礎性制度，構建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不斷增強金融供給對金融需求的響應能力，推進金融要素市場化改革，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四是統籌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有機結合跨周期與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進一步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加強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金融風險識別和預警，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健全防范化解風險長效機制，筑牢金融安全網，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積極參與全球金融安全治理，以持續的“大禹改進”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爭取安全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