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經濟發展質量、效率和動力三大變革的任務。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這與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部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邏輯上是一脈相承和緊密相聯的。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表現，在2017年經濟增長速度企穩的因素中，供給側條件變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所以也談不上像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的那樣，出現了一個“新周期”，而且包括過剩產能、落后產能和夕陽產能在內的傳統產能的市場出清任務也遠未完成。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既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也需要掌握全新的經濟工作方法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所包含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要求我們提高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本領。為此，借用古人韓愈的說法、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這樣一種辯證思維，應該成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在市場出清方面打一場攻堅戰的認識方法。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亟待發掘新源泉
在人口紅利迅速消失的情況下，隨著勞動力短缺特別是其導致的單位勞動成本上升和投資回報率下降，很容易讓人得出結論，即傳統投入驅動型經濟增長難以為繼，亟待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獲取經濟增長愈益需要的新動能。十九大第一次在黨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指出了增長動力變革的方向。然而，許多人尚未充分認識到的是，同樣由于人口因素作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面臨傳統源泉式微的挑戰。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方式也面臨著轉型。
在享受人口紅利時期，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創造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據筆者最新的估計，1978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勞動生產率實際提高16.7倍，其中56%是三個產業的貢獻，44%來自于這種勞動力重新配置。隨著農村16歲至19歲勞動年齡人口于2015年開始出現負增長，以及農業勞動力比重已下降到18%，未來勞動力轉移速度將明顯放慢。事實上，外出農民工增長率已從2005年至201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16年僅為0.3%。在勞動力重新配置空間縮小的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越來越是來自企業間的資源重新配置。
一般的說法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來自于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等。但是，這個創新的過程從來就不是所有企業齊頭并進的，而是在創新成功的企業進入、生存，不能成功創新的企業退出、死亡這樣一個動態變化中發生的。這就是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發達國家經驗顯示，企業之間生產率競爭導致進入與退出、生存與死亡，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作出1/3至1/2的貢獻。因此，沒有新的企業進入和生存，或者沒有舊的企業退出和死亡，就喪失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也就不能形成。因此，新動能的形成應該既進也退、以退為進。
實現增長動能轉化要靠市場機制
當我們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時，在穩態經濟增長的條件下，是指通過價格信號引導生產要素的流向，主要影響的是產能增量，而在新常態下，即增長動能轉換過程中，不僅要對生產要素進行初次配置，更要涉及其重新配置，不僅影響到產能的增量，而且更多地要調整產能的存量。因此，增量為主的初次配置著眼于進入，而存量為主的重新配置更需要關注的是退出。之所以要以市場為主進行動能轉化，除了市場信號能夠指引哪些產能應該退出、哪些產能應該培育之外，還因為市場是有記憶的，能夠使市場主體從以往的切身之痛中獲得教訓。一旦市場信號被扭曲，行政手段占據主導地位，慘痛教訓本該引導進行的動力便化為烏有。
在依靠傳統動能實現高速增長的時期，充足的勞動力數量和人力資本供給、高儲蓄率和高投資回報率，以及巨大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構成了二元經濟發展的獨特增長源泉，使中國制造業產品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因此，這個時期中國具有很高的潛在增長能力。根據我們的估計，1979年至1994年期間中國潛在增長率為9.7%，1995年至2010年期間為10.3%。供給側因素也對需求側因素形成了引導作用，即低要素成本和資本廣化式的增長創造了強勁的需求。首先是具有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從而形成外部需求。其次是高速增長也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固定資產投資提出更大需求，形成巨大的投資需求。最后是就業擴大和收入增長也支撐著居民消費需求的不斷增強。同時具備供給側的高潛在增長率和需求側的強大需求拉力，加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實施的超大規模投資刺激政策，致使中國經濟在到達人口紅利轉折點之際，已經形成龐大的產能存量。
在“三期疊加”的情況下，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量角度考量，都必須對過剩產能進行出清。一方面，在新的增長模式下，靠傳統動能驅動成長起來的企業（及產能）未必能夠全部轉向新動能驅動，因而難以為繼，必然要退出市場。另一方面，已經形成的過剩產能，也必然按照生產率原則予以選擇、消化。此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任務，也提出了對依靠傳統動能形成并且靠這種傳統動能才能維持的產能，以及不符合五大發展理念的夕陽產能予以出清的要求。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減速本身就是這種出清的反映，因此，不應該把這個減速看作是壞事、是不可接受的，反而應該認清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由于沒有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那些應該出清卻尚未出清的低效、落后和過剩產能，往往以夕陽產業、病態企業甚至“僵尸企業”的形式存在，不僅占用了有限的資源和稀缺的生產要素，降低經濟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還使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價格扭曲，推高企業成本和經濟增長成本，并且使得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得以延續。在這方面，經濟史上充滿了經驗教訓，經濟學文獻也有大量的討論。
例如，人們發現，西方國家在科技進步及其成果，特別是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等被廣泛應用的時候，經濟整體的生產率卻未見同步提高。這種現象被稱為“生產率悖論”。其實，這是因為一部分行業和企業在應用新技術增強其競爭力的同時，舊動能行業和企業卻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行業保護政策以及勞動力市場剛性而未能相應退出和死亡，繼續以極低的效率使用生產要素。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就以資產泡沫和“僵尸企業”這些極端形式，以及“失去的三十年”的后果，成為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此外，中國經濟學家也發現，依靠大規模項目投資刺激的經濟增長，一旦超出了必要的力度，則會直接造成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勞動力進一步短缺，欲速而不達。
市場退出與市場進入同樣重要
新企業的進入和喪失競爭力企業的退出，是傳統增長動能逐漸消失條件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必須發掘的新源泉。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創造必要的政策環境，讓“創造性破壞”機制發揮作用，是實現增長動能轉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社會保護政策都要著力于創造條件，讓新創企業容易進入，并按照生產率原則優勝劣汰，給予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必需的市場壓力，并為其營造易于退出的機制。
第一，堅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保持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只能依靠改革紅利而不能依靠政策刺激。黨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已經從改革中贏得紅利，取得了穩增長的效果。我們的研究表明，旨在提高勞動參與率、全要素生產率、生育率和降低企業成本等領域的改革，可以顯著延緩潛在增長率的長期下降趨勢。
第二，堅持貨幣政策中性（甚至必要時偏緊）。認識新常態就是要了解增長減速的原因在于發展階段變化，是供給側傳統動能弱化的自然結果，適應新常態意味著不能以宏觀經濟政策干擾經濟增長速度，而引領新常態則須完成“三去一降一補”和處置“僵尸企業”這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存量和增量意義上實現市場出清。為此，貨幣政策應堅持中性偏緊，履行釜底抽薪的職能，堅決避免以寬松信貸的方式，造成過于充裕的流動性，為傳統產能茍延殘喘火上澆油。
第三，堅持社會政策托底。許多落后和過剩產能不能在市場上出清，除了有GDP動機之外，還往往以保護就業崗位、防止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為借口。以往經驗表明，一方面，保護就業崗位必然延伸到對企業的保護，這就難以讓沒有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退出。另一方面，如果聽任市場自發破壞就業崗位，的確會使一部分勞動者及其家庭處于困難境地。突破這種兩難選擇的關鍵，是把保護崗位的做法改變為保護勞動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會保護網，因為越是社會政策托底有力，就越能做到退出無虞和無阻。
來源： 遼寧日報
發布時間：2018年02月06日 19:3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