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問題，因科學事實而緣起，因國家利益而紛爭，因國際政治而彷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其實不會對“巴黎氣候進程”帶來顛覆性的破壞，反而可能有助于增進國際氣候進程的其他引領者、中堅者、協力者和參與者的共識，強化立場。
從《巴黎協定》所規定的“巴黎機制”看，其特點在于“穩”，沒有急于求成的強制目標，沒有針對不作為的懲罰要求。其遠景目標是：相對于工業革命前不高于2℃，并探討不高于1.5℃的可能性；中期目標是：在21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近期目標是盡早實現溫室氣體排放峰值。
可見，《巴黎協定》的目標明確，但實現時間是有彈性的。各締約方沒有法律約束性的承諾，只有自主決定的貢獻。因而，《巴黎協定》從執行層面上講，似乎不存在“存”“廢”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講，“巴黎氣候進程”不可能逆轉。
國際社會看重美國，希望美國能夠擔當起“帶頭大哥”的作用，推進“巴黎氣候進程”；對于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人們普遍表現出失望、無奈、困惑，甚至憤怒，但人們所擔心的5個負面影響也正是5個正能量所在，對推動《巴黎協定》更加有力。
擔心之一：國際政治意愿要動搖？
盡管美國在《巴黎協定》排放格局中的地位相對于“京都時期”有所弱化，但還是歷史累積的溫室氣體第一排放大國，當前乃至于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第二排放大國。美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絕對強勢地位，美國的技術優勢，在全球處于總體領先地位。因此一旦美國動搖，人們自然認為這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國際政治意愿的弱化。
2014年，北京APEC會議期間，中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隨后在2015年紐約聯合國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再度發表聯合聲明，強力推進《巴黎協定》的達成；2016年9月，中美兩國首腦在杭州20國集團（G20）峰會期間，共同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批準文書，促成《巴黎協定》的生效實施。
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美國是“傘形集團” 的“首席代表”，那么“傘形集團”其他成員國（如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是否也會如同“京都氣候進程”一樣，步美國后塵？
在2017年5月的G7峰會、6月的G20峰會上，關于氣候變化和《巴黎協定》，與會國形成涇渭分明的6對1、19對1格局，美國的“特立獨行”，并沒得到任何“盟友”的點贊和參與，表明美國退出的孤立和世界團結推進“巴黎氣候進程”的狀況。
擔心之二：資金會出現大缺口？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資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低，氣候脆弱性強，資金內生能力弱，資金對外依存度大。一旦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所預期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缺口，必將阻礙“巴黎氣候進程”。
這一擔心是現實的，然而換一種視角會發現，資金并沒有那么重要。
1992年巴西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發達國家表示其國際發展援助支出不低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7％。事實上，除了極少數經濟體量較小的北歐國家外，體量較大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兌現其政治承諾。
中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并沒有依靠多少援助。而且，即使是氣候變化資金承諾兌現，也不可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巨額需求。特朗普的退出，正好給了犯有“資金依賴癥”的國家一記猛棍，使他們開始認同“丟掉幻想，腳踏實地，擼起袖子，行動起來”。
擔心之三：美國不作為了？
美國經濟體量大、人均碳排放高，如果不采取減排行動，必然會對“巴黎目標”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特朗普不僅拒絕提供支持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對國內也廢除了許多減排的政策，減少了經費支出。影響是顯然的。
然而，如果實際考察美國的歷史與現實，擔心自會消解。從歷史而言，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后，仍然在低碳道路上前行，總量和人均水平均處于下降通道。美國從1990年代的人均碳排放二氧化碳超過20噸/年，減少到2016年的人均不足16噸/年，這一趨勢不會因為某些政策調整而終止。
從現實而言，低碳是大勢所趨，是競爭力所在。美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不可能主動放棄其優勢的競爭地位。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以來，許多美國地方政府和企業表示仍會繼續低碳行動。
擔心之四：低碳技術發展步子會慢下來？
研發投入具有時滯效應，也具有不確定性。因而，許多國家拿出一定比例的財政預算補貼。例如風電、光伏發電的上網電價、純電動汽車的補貼、低碳建筑的政策優惠等。如果美國聯邦政府削減支持研發的財政投入，則可能滯緩低碳技術的演進。
但從某種角度上，政府的財政投入多“有心栽花花不開”，而企業的自主研發則“無意插柳柳成蔭”。美國的特斯拉純電動汽車，并不是靠政府財政研發投入推出的。《巴黎協定》目標所給出的巨大市場預期，已經形成一只巨大的“看不見的手”，指揮著投資商、企業家和社會，大力投入低碳技術。
擔心之五：氣候治理沒有“帶頭大哥”了？
人們在意美國，是因為美國的強勢。但是這種格局在變化，美國的能源消費處在下降通道。
世界能源的消費格局中，美國從1970年代占世界總量的29％下降到現在的16％；美國占世界總產出的份額，也從1960年代的40％下降到2016年的25％左右。
而同期能源消費占比，中國則從7％上升到23％，占世界總產出的比重也從不足5％提升到16％左右。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的地位，處于上升通道。這樣，不論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是否已做好準備，都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臺。
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雖不可能取代美國，但與歐盟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也會表現出責任擔當，不會讓“巴黎氣候進程”停滯不前，更不會自行終止。針對特朗普要重新談判的姿態，歐盟主要國家領導人一口回絕。因而，國際氣候治理架構會進一步強化而不是弱化。
中國的角色：積極引領，有限擔當
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官方在內，都有一種聲音呼喚中國填補美國退出留下的空缺，中國國內也認為美國退出給了中國機會，中國應擔當全球氣候治理領導者的角色。而筆者認為，中國應發揮“積極引領，有限擔當”的角色。
中國不具備“超級大國”的地位和思維，但是立場堅定，貢獻有力，走在前面，具有引領者地位。中國的領導者地位不會是去主導，更不會尋求壟斷。即使是經濟、政治、軍事具有壟斷和主導地位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沒有也不可能承諾資金、技術和“大躍進”式的減排目標，中國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必要在資金、技術上填補美國退出留下的空缺。
中國作為氣候進程引領地位的領導力，可以借鑒美國，授之以道為要，授之以漁次之，授之以魚再次。授之以道，主要是開導轉觀念、轉方式、自主創新。關鍵是價值理念和市場機制的構建。即使對于發達國家，《巴黎協定》也沒有明確規定有法律約束意義的“絕對”擔當。不論是減排目標還是資金貢獻，不僅具有資源屬性，而且具有市場屬性。例如資金，就包括了私營企業的參與和貢獻。
推進“巴黎氣候進程”，中國的引領地位不可或缺，但也不可急于求成，只能有限擔當，順勢作為。
（本文轉載自《中國科學院院刊》微信公眾號，改編自該刊2017年第9期《負面沖擊 正向效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的影響分析》。作者潘家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